张安芬说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
7月19日下午，张安芬静静地坐在家里等着女儿陈艳回家，这一天，是昆明警方通告陈艳卖淫行为属实，对其作出治安行政拘留五日期满的日子。
见到记者，张安芬显得很平静。记者递上名片，张安芬看了一眼后便放在了桌上，“我不识字”，这是张安芬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。
屋子里有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，张安芬和她母亲坐在沙发上，女儿刘婷带着弟弟在一旁玩耍。
张安芬的母亲三天前刚刚赶到昆明，尽管“小学生卖淫案”已经充斥于各类媒体，但在张安芬老家——云南昭通，她在乡下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家发生的事。
“我这个女儿从小就受够了苦，什么艰难都挺过来了，她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卖淫的……”张安芬的母亲对记者说。
对于经历的这个长达半年还没有处理完结的治安案件，张安芬似乎不想也无力再辩解，她对记者讲起了自己的生活。
背着30斤苹果逃离
我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，家里有7个孩子，我排行老三。
那个地方很穷，收成不好，家里人口多，从小我就在家里做农活，照顾弟弟妹妹，一天的书都没有读过。在嫁人之前，都没走出过村子。
19岁那年，经人介绍，我嫁给了旁边一个乡的齐善海。他在外面做建筑工，家里种着几棵苹果树，我主要就是在家里种树。
结婚第二年，第一个女儿刘芳出世。他当时是想要个儿子的，但在农村，一般的家里都会至少要两个孩子，女儿出世后，他就说，“只要第二胎是个男娃儿就好”。
那时的生活还算平淡，吃穿也不用愁，还能攒两个钱。
但第二个女儿刘婷出生后，这种平淡就被打破了。齐善海听到生女儿的消息，就走出家门，几天没有回来。回来后，我们就发生了争吵，我在一个下雨的晚上背着女儿回到娘家。
回家待了一天，他就来找到我，在我家人面前答应，以后要对我好。
没想到，我跟他回去，刚跨进家门，他就又开始打我。打完了，就对我说，“你去把这娃儿抱到村口的坟地那里去扔掉。”
我没有同意。
在这之后，他将虐待升级了，不仅见我就打，还不给我们娘仨吃饭，我们经常连着好几天没饭吃。
让我下决心走掉的是秋天的一件事。
那时家里养着两只鸡，有一天他回来，像是喝了酒，回到家，他找了一块很粗的钢板，在石头上磨，磨了很久，把头上磨得又尖又亮，然后打开鸡笼，提出一只小鸡，按在门板上，连砍了5下，并对我说：“你他妈的再不把这孩子扔掉，哪天我让你像这只鸡一样死……”
逃跑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。
第二天，齐善海出门做工，我到地里摘了30多斤苹果，连同刘婷一起背在身上，牵着刘芳走了。
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乡里，把苹果卖了35块钱。
来到车站，我当时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就找车站的人打听，人家说昆明好找活干。我就决定去昆明。可找到昆明的车后，司机说30块钱一个人，我的钱不够。后来司机看到我脸上的伤，又带着两个孩子，知道我是打架跑出来的。最后他让我给他25块钱，让我们娘仨上了车。
尽管很饿，但只剩十块钱了，不敢买吃的。刘婷还小，我怕她在车上哭，就买了一瓶水，当时我想，再忍一忍，到了昆明就好了，我只想走得远一点。
带着两个女儿在昆明生活
坐了一天一夜的车，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昆明。
刚到昆明，在王家桥附近找了个房子，那时候都是土房子，房租也便宜，一个月也就二十三块钱。
住下之后，就开始找工作。因为没读过书，只能干些体力活。我在工地上找了个“土石工”的活干，就是帮人家挑沙灰、打混凝土。尽管很累，有时候腰都直不起来，但平均9块钱一天的工钱，算是不错了，那时生活费用低，青菜才一两毛钱一斤，能养活两个孩子了。
在昆明安顿下来之后，也逐渐忘记了之前所遭受的痛苦，但偶尔想起来，还是会觉得害怕。所以出来几年都没敢和家里联系。
（张安芬母亲告诉记者：张安芬出走第三天齐善海就来家里找过她，后来发现她并没有回家，这时才知道她已经跑了，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她跑去了哪里，还带着两个孩子，是死是活也说不清。）
直到4年之后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事了，就找了个人帮我写了封信给我姐姐，我告诉姐姐我在昆明打工，一切都好。在这之后，条件慢慢好了起来，家里也装了电话，才和家里有了联系。
尽管和家里联系上了，但我始终不敢回家，还是怕齐善海。直到今年3月，我父亲70岁生日，外面的儿子姑娘都回家了，正好刘芳要办身份证了，我才带着刘芳回去一趟。（编者注：当时已经是3月16日事发之后，张安芬回家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昆明发生的事情）
刘芳当时回了趟齐善海家，见到了她的爸爸。刘芳回来告诉我说，她一进门，他们全家人都抱着她哭，没想到我能把刘芳带大，并且说已经不怪我了，当时是齐善海年轻不懂事。
走的时候，齐善海给了刘芳1000元钱。
相识刘仕华
我一直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，直到2004年认识了刘仕华。
当时我在一个工地做工，刘仕华也带着几个工人在那里干活，老板给刘仕华介绍我，说我出来好多年了，一直没有男人。
从这就认识刘仕华了，谈了三四个月的恋爱，彼此也了解到对方的情况，他是贵州毕节人，我知道他曾经因为偷马坐过牢，并且他老婆也因此坐牢，他有一个女儿，也就是陈艳，在老家跟爷爷生活。他也知道我带着两个女儿，并且一直没有办离婚手续。他说，“没事，我在贵州老家还有几亩地，今后在昆明要是过不下去了，还可以回老家种地。”
他对我很好，对两个孩子也很照顾。我们在一起之后第二年，儿子刘虎就出生了。
这个儿子对刘仕华来说极其重要。刘仕华家里四兄弟，老大早年就病死了，老二和老三虽然结婚了，但一个没有孩子，另一个倒是生了个儿子，但也病死了。刘仕华也是个苦命的人，生了个女儿没多久就坐牢了，刘家一直没有“根”，和我生了个儿子之后，他们全家都很高兴。
有了刘虎之后，我和刘仕华就不再做建筑工了，我们在街上摆了个早点摊，卖豆浆油条。
因为当时还想再给刘家生个儿子，2006年，我们最小的一个女儿刘颖出生，尽管是个闺女，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。
这之后，因为家里人口多了，摆早点赚的钱太少，刘仕华又出去找工程做了。因为他的二哥和三哥在西双版纳打工，告诉刘仕华那边的工程比较多，建议我们过去找活干。
听了哥哥的话，我们全家搬到了西双版纳。在那边确实活要好干一些，但没想到刘颖一到西双版纳就开始生病，因为水土不服，那边太热，生了八个月的病。
没有办法，全家又搬回昆明。刘仕华继续打工，我就在家里带孩子。
陈艳的到来
刘虎出生后，刘仕华的父亲一直想看看这个孙子。在刘虎八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和刘仕华带着刘虎回到了毕节。
刘虎性格很怪，从来不让生人抱的。但那次，他爷爷抱着他，还用胡子刮他的脸，他不哭不闹，爷爷高兴得不得了。
也许是天意吧，爷爷在见到这个孙子后不到两个月，就因病去世了。
这样，陈艳在老家没人照顾，我们把她接到了昆明。
陈艳当时在毕节读的是小学四年级，来到昆明后，我们给她报了个学校，读5年级，和刘芳、刘婷在一个学校。
陈艳学习不好，放学后经常会被老师留下来。虽然不爱读书，但陈艳那时很听话，从不出去玩，放学回家还会照顾弟弟妹妹。
读了半年书后，陈艳不想再读了。我和刘仕华怎么劝她都不听，就是不去学校，刘仕华也因此打了她好几次。
陈艳辍学后，就一直在家照顾小的，给他们做饭洗衣。
生活就这样平淡地过着，但去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，让全家处于悲愤之中。
刘仕华接了一个工程，是和铁路局合作，去更换铁路枕道。包那个工程的时候，铁路局要求施工队至少40人以上，于是我和刘仕华就在外面招了四五十个工人。
当时他们答应我们每换一个枕道是35元，但不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，因此每天都要包车来回，那么多人还要吃饭，因此开销太大，做了两天之后，我们去让他们先把这两天的工钱结了。结果没想到，他们按照十四元一根的价格给我们结了账。
因为亏了很多钱，第二天，我们去找铁路局，但他们还是只给了三千多元钱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准备离开。
刚刚把钱拿上还没走远，就看见前面有一群工人挡着，当时几个孩子都在，陈艳背着小女儿。看着情况不对，为保护孩子，刘仕华跟两个工人走在前面，走到一面围墙边上时，突然出来七八个人，就开始打刘仕华。
当时刘仕华除了刚领到的三千多，自己身上还带着两千多元钱，他们打完刘仕华后，就把他身上的钱全部抢走了。
事发之后，刘仕华去医院检查，结果被诊断出肺结核。
尽管那时是知道肺结核这种病是免费医疗的，但需要治疗时间比较长，刘仕华想他要是去住院了，家里就没人赚钱了，再加上当时医生说传染的几率不大，刘仕华就不去做治疗，只是开了些药。
事发之前
之后，刘仕华还是继续在外面找工程做。那时日子过得还算可以，请了几个工人，有时候工人卖力点，每个月还能赚几个钱，但有时候也会亏。
陈艳过了一段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后，去年10月，她在一个小饭馆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。
也就是这段时间，她在外面认识了一些不好的人。有时候还会带一些男女朋友来家里坐坐。刘仕华觉得这些人不好，就不让陈艳和他们交往，经常对陈艳发脾气，甚至打她。
陈艳出现了夜不归宿的现象。我也很生气，有一次我故意说气话，你要是不愿意回家住，干脆直接搬到外面去住，不要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来。
没想到她真的去外面找了个房子，第一个月的房租还是我给她的钱。
我当时想，这样也好，让她自己看看一个人在外面的日子有没有家里好，家里有人照顾，在外面什么都得靠自己。
过了一个多月，一天陈艳回到家，对我说，“妈妈，我在外面住着害怕。”
陈艳又搬回来了。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在外面过夜，隔一两天才回来一次，回来也没别的事，就是找刘仕华要钱。
她每次都说是要钱出去买衣服，她穿的衣服都便宜，一二十元一件，但每次找我们要了钱，又不见她穿新衣服回来。
尽管这样，刘仕华还是每次都给她钱，只要陈艳开口，一般都会给一二十块钱。
我也问过她在外面做什么。她说在外面打工，我让她带我去看，她又不同意。
陈艳有一个毛病，她从来不跟我和刘仕华说实话，什么事都瞒着我们或者骗我们，心里想什么也不告诉我们。我也想，这可能她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有关系，她一直是爷爷带着，父母都在坐牢，十多岁了刘仕华才把她接到身边来，尽管她也叫我妈妈，对我也算孝顺，只是说假话这个事不好。但我没办法，总不能把这孩子锁在家里啊。
陈艳去年11月的时候被公安抓过一次。
那次是和刘仕华回老家了，陈艳在家里带着几个孩子。回昆明的那天晚上，刚一进家门，刘芳就对我说：“妈妈，大姐被两个男人带走了。”
“谁带走的？为哪样被带走？”我问。刘芳说不知道。
之后我和刘仕华就出去找，在街上碰见两个普吉派出所巡警，我就问：“你们今天有没有抓一个小姑娘？”他们说没有。
找不到陈艳，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，刘芳说，“刚才那两个人又来了，说让我去交800元的罚款，在王家桥派出所，不然就把大姐拉去坐牢。”
当时我和刘仕华不知道情况，也很害怕，就拿了800元给刘芳，让她去交钱。
第二天中午，陈艳回家了，脸上全是青的。
“这几天你做什么了？他们为哪样抓你？”我问。
“他们说我卖淫。”陈艳说。
“你卖淫？”我都不敢相信。
“那天我带一个朋友回家，在家里坐着聊天，冲进来两个人说我卖淫，抓了我进去，让我承认卖淫，要不就打我。”陈艳对张安芬说。
那天下午，家里又来了两个人，说让我们再交500元罚款，要不就把陈艳带走。
因为害怕，我就又给了500元。
她是在外面认识一些不好的人，但如果说她卖淫，我绝对不相信，她要是卖淫，怎么可能还找家里要钱？并且是三天两头地要。
还说是我让她去卖淫，我又不是畜生，我的命就已经够苦了，怎么会让孩子做这种事，更何况，家里的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，已经有了一些存款。
在这之后，就是被媒体广泛报道的3月16日发生的“小学生卖淫案”了。
目前，张安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承包的一个公共厕所，除去水费，电费，一个月会有差不多两百块。
刘芳和刘婷已经没有再去学校了，去采访的时候，刘芳在守厕所，刘婷对记者说，“现在全国都知道我们家的事，我没有脸再去学校了，同学会笑话我，尽管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。”
“如果刘仕华能出来，我们全家也就离开昆明了，可能会回刘仕华的老家去种地吧，回到农村去，城市不适合我们。”张安芬对记者说。
（文中除张安芬、刘仕华外，均为化名）
新闻来源：方圆法治 作者：田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