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17日，陕西榆林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。这一事件起因于矿权纠纷导致的民告官案，2005年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判定陕西国土厅违法行政，但陕西国土厅却长期拒绝执行法院判决，并在今年3月召开“判决”性质的所谓协调会，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。（《经济参考报》7月19日）
站在法院或法律本身的角度来看，该起事件，除了再次见证“权大于法”的现实之外，实际上同时也是法院本身没有将司法判决执行到底，使既有法律“弱于行”的结果。
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，面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法院判决，法院其实是不乏强制执行措施的。其中包括，“罚款”——“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的，从期满之日起，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”；“建议”——“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、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”；“追究刑责”——“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”，而根据我国《刑法》，“对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”。
遗憾的是，从媒体报道提供的情况看，当事法院是听任已生效行政诉讼判决被长期拒不执行。
这也就是说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，对于桀骜不驯、藐视司法判决的行政权力，作为法院的司法机关其实并非完全没有制衡制裁的手段和依据，只不过，在现实中，原本不小的法律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被严格真正用足、放大，过于自我矮化、弱化了。
法治的实行，不仅需要“有法可依”，更包括“有法必依”。因此，“权大于法”、“行政干预司法”固然是事实，但如果我们首先连“有法必依”也做不到，不敢于充分地依法制权、以法限权，确保法律既有刚性和硬度的落实，那么，一味简单地抱怨“权大于法”，无疑无助于我们锱铢积累地去逐步扭转“权大于法”的被动局面。 来源:楚天都市网 张贵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