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首个网络法庭两年仅受案20多起境地尴尬宿迁姜亚春律师网

　　　　近年网络侵权情况日益增多，全国首个网络法庭却陷入“有庭无案”的尴尬。

　　2008年3月，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成立一个专司网络侵权案件的法庭，被外界称为中国“第一网络法庭”。但两年多来，处理的案件仅20多起，且逐年下降。

　　该庭庭长吴卫兵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，这一状况，源于网络侵权案件举证难、查证难。案件减少，“说明公众网络维权的热情在降低。”

　　为遏制网络犯罪和网络侵权现象，此间业内人士呼吁相关部门拿出破题举措，扭转涉网案件取证艰难的困境，从根本上降低当事人法律维权成本，并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管。

谁动了那把“屠龙刀”

　　“第一网络法庭”成立之初，首次开审便遇上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公司——盛大网络。

　　2007年12月，南昌网络游戏爱好者邓某通过盛大网络的正规交易平台，支付了950个传奇元宝(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货币)，价值人民币987元，向另一玩家购买了一件“屠龙刀”(网络游戏装备)。

　　第二天，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，他发现“屠龙刀”不翼而飞，于是拨打盛大网络客服电话，得到的答复是：这件“屠龙刀”被怀疑是赃物，已被盛大网络收缴。

　　多次交涉未果后，2008年3月，邓斌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告上新成立的网络法庭。

　　如何保护虚拟财产，是各方各执一词的法律难题。原告主张，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，虚拟财产亦不例外；被告则称，在法律上并未明确认定虚拟财产即为现实的财产。

　　该案最终以调解了结，被告付给原告3万个元宝(虚拟货币)和两件游戏装备。

　　江西师范大学法律系主任颜三忠教授认为，当前我国法律对虚拟财产的属性没有明确的界定，电子证据地位的不确定性及不易取得性，也让虚拟财产受损者举证艰难。因此，调解成为了审理此类案件的最好途径。

　　我国近年发生的虚拟财产纠纷案件中，大多都是采取调解方式结案。即使少数法院作出判决，也无法对游戏运营商的行为明确定性。

　　业内人士指出，虚拟财产案件中所暴露的问题，是网络案件审理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难题。

　　吴卫兵庭长介绍，当前网络案件中以网络名誉侵权、垃圾短信和虚拟财产纠纷等居多，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、分散性等特点，加上网络证据随时可能被修改、删除，受害人举证成本高，甚至很难找到实施侵权行为的人，导致法庭受理的案件不断下降。

　　东湖区人民法院网络法庭成立的2008年，共受理案件12起，到2009年，受理10起，今年1月至10月，则仅受理2起案件。这24起案件中，仅有2件刑事案件。

不了了之，或以牙还牙

　　“刑事案件侦破难度大，移送法院的案件少，‘不告不理’的民事案件也不断减少，说明公众网络维权的热情在降低。”吴卫兵对此不无忧虑。

　　据他介绍，对网络案件，公安机关因取证难而不易侦破，律师因其事倍功半而不愿意代理，法院因证据不足又无法立案，最终大多受害人只好不了了之。

　　网络侵权案占当前涉网案件的大多数，但连确定原告被告都困难。颜三忠解释，在此类案件中，涉及诉讼主体众多，权利人常常难以证明自己的适格(具有实体权利的资格)，也难以有效识别网络侵权人，这就必然给损害后果和责任主体的认定带来了困难。

　　由于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、人机分离性等特点，网络侵权案还比传统案件多了一份司法管辖权的困惑。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的有关规定，对于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所在地时，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视为侵权行为地。

　　网络案件的取证亦较传统案件棘手。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迅速发展，虽然立法中对电子证据未予规定，但它作为一种新型证据，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官应用于审判活动当中。

　　然而，由于网络侵权行为不仅涉及多个侵权环节，而且在多个网络设备中发生了相应的影响(存储或复制)，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中，确定侵权行为发生地、发生时间以及结果地、侵权结果发生时间，变得十分困难。

　　“由于取证艰难，通过法律维权往往效率不高，对网络侵权造成的不良后果难以起到挽回作用。”颜三忠说，在遭受网络侵权后，被侵权人更多会选择“对等的方式”进行“还击”，即通过你来我往的网络手段进行最快捷的回应，以达到挽回影响、维护名誉的效果。

无计可施吗？

　　“网络是把双刃剑，监管不力，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。”颜三忠认为，要开展好网络侵权的审判，首先要完善有关网络侵权、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，明确其构成要件、法律责任，尤其是网络侵权责任主体如何确定、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；

　　其次，修改诉讼法，发展管辖理论，突破传统管辖理论局限，根据网络案件的特点，构建适应网络侵权与网络犯罪的管辖原则；

　　还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判例，发挥网络侵权、犯罪案件的判例指导功能，通过典型案件指导全国网络案件审理，提高案件审理水平。

　　吴卫兵也认为，当前网络监管制度不健全，是导致“涉网”案件增多而网络法庭“有庭无案”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2008年7月11日，一篇《我的自白书》网帖出现在“西祠胡同”网站上，文章署名为“某某某老妓女”，文中以读音方式直接点出真实姓名，并以“自我揭露”方式，对在南昌市一事业单位工作的陈某进行侮辱、谩骂、人身攻击。为了收集证据，陈某通过各种渠道、费尽周折，才查到发帖人的注册邮箱地址，以及发帖的电脑IP地址，最终将发帖人王某、邓某告上网络法庭。

　　然而，“只有非常强势的当事人才可能收集到证据，大多数受害人在取证的重重障碍面前，往往无计可施。”吴卫兵说。

　　故此，他力主逐步实施“网络实名制”，让网民不能躲在“马甲”后面随心所欲，而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，防止匿名在网络上散布谣言，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等侵权犯罪行为。

　　对于取证之难，吴卫兵认为，电信部门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受害人及其律师的查询请求，大大增加了受害人的维权成本，导致很多网络侵权案的受害者“知难而退”。他建议，在不涉及个人隐私内容的前提下，电信部门应允许受害人及律师调查侵权人所使用电脑的IP地址等信息，以降低取证难度。

　　在吴卫兵看来，当前“人人可办网站，随意申请域名”的现状也需要改变。当前个人申办网站，只需提交身份证件、所选域名不与他人重复既可获准通过，甚至可能出现“中国某某侵权调查中心”、“中国政务院”等子虚乌有的网站，为一些人利用个人网站从事诈骗、侵权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能。

　　他认为，通信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细化操作办法，明确设立网站申办、域名申请的相应门槛，从源头上减少网络侵权、犯罪案件的发生。来源:法制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