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大学副教授给于丹阎崇年挑错并索赏10万宿迁姜亚春律师网

　　　　“中华书局出版阎崇年的《康熙顺天府志》、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错误百出。”“中华书局2007年曾经发出倡议书，欢迎读者挑错，并以资鼓励，这是典型的悬赏广告。”近日，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615法庭，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平的代理律师王德怡说。

　　针对阎崇年、于丹作品中的错误，白平起诉中华书局，要求其支付挑错奖励10万元、召回涉诉图书、赔礼道歉，并将他评为“优秀读者”或给予他其他精神奖励。

焦点一

倡议书是否构成悬赏广告

　　倡议书是否构成悬赏广告，是庭审中最大的争论焦点。

　　据悉，2007年1月30日，中华书局等36家出版单位共同发出《致全国编辑工作者的倡议书》:“对指出出版错误的读者将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，并且承诺实施次品召回制度，发现次品流入社会，立即实施召回措施，真诚赔礼道歉。”此次活动被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报道。

　　“这份倡议书具有法律效力，属于悬赏广告，应当向原告支付报酬。”王德怡认为理由有三。其一，主体符合法律规定，中华书局是一家资深出版企业，其对于公告内容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更高。其二，意思表示真实，当时参加会议的有200多人，最后签名的只有36家单位，说明被告有选择权。其三，广告内容和发布形式合法有效，从内容上看，被告已经明确表示了挑错即支付奖励，具备悬赏广告应当具备的法律要件;从形式上看，倡议书是悬赏广告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　　“悬赏广告属于要约，而倡议书属于要约邀请。”中华书局的代理律师任海涛表示，悬赏广告纠纷属于合同纠纷，白平就悬赏广告起诉中华书局，二者得存在合同关系。依照我国《合同法》的规定，完成要约(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)和承诺(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)这两个法律行为，合同才成立。而在本案中，倡议书是中华书局等36家出版单位向全国编辑工作者提出的有关行业自律的倡议，不是要约，意在提高图书质量，而不是为订立合同。所以，白平与中华书局之间没有合同关系，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。

　　任海涛还表示，构成悬赏广告必须具备悬赏环境特定、悬赏行为具体、悬赏报酬明确三个要件，而本案中的倡议书没有具备其中任何一个要件，“因此本案诉讼的法律基础不存在。”

　　“实践中，很多悬赏广告说的都是‘必有重赏’，并不明确具体报酬。”王德怡认为，这在法律上可以看成“赏格不明确”，并不表示悬赏广告不成立。

　　“什么是‘重’?如何认定?”任海涛向记者表示，“赏格不明”若构成悬赏广告，会导致法官在裁量时没有具体的数额标准，此类情形还是“按无因管理或者不当得利请求法院支持更合适”。

焦点二

确为错误还是认识差异

　　“对两本书中的错误，是基于不同认识吗?”法官问。

　　白平说，他从阎崇年的《康熙顺天府志》中挑出909处错(检察日报今年6月14日、7月5日5版曾作报道)，从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中挑出了232个病句，而该书仅4.8万字。

　　“错误分为几种，有的错误明显不属于认识不同所致。”白平告诉法官，《康熙顺天府志》的文字错误，主要指错别字、标点符号和注释的错误，其中标点符号和注释的错误涉及理解认识问题，而错别字可以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比对发现，不属于认识错误。

　　“于丹一书中主要是标点符号和理解错误。”白平向本报记者举例说，比如完璧归赵的故事，于丹说秦王要“斋戒焚香十五天”，这里面有两处明显错误:“十五天”与司马迁的原文“五天”不符;“焚香”是原文没有的，这是佛教的礼仪，而佛教东汉才传到我国，“在战国时代的秦朝，秦王怎么会‘焚香’呢?”

　　“再有，于丹说蔺相如承诺‘我豁出命来也不会让它落在秦王之手’这一句，也是原文没有的，纯属演绎。”白平表示，在某些高校，研究《论语》的博士们是把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当反面教材来用的。

　　“两本书的出版发行情况，说明其质量是过硬的。”任海涛表示，自2006年11月推出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至今年7月，该书已经印刷达500余万册，并且出版了英、日、德、意等17种语言的22个海外版本，其出版发行情况的良好说明了读者的广泛认同。

　　“《康熙顺天府志》是艰难的古籍整理作品，很难做到一次出版就没有错误，需要编辑和读者不断提出问题，在重印和再版时再进行修改。涉及到学术的问题，还是需要回归学术界。”任海涛透露，对《康熙顺天府志》，中华书局正在组织专家进行复核，具体结论还没有出来。鉴于白平已经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阎崇年，暂时不便透露更多有关复核的内容。

　　“发行情况好不能证明书籍质量良好，也许有些读者会为了收藏而购买有错误的书籍。”王德怡这样认为。

焦点三

有错书籍应否立即召回

　　“对于食品安全，我们赞同‘零容忍’，但有错误的书籍不是有毒奶粉。”任海涛当庭表示，图书是文化产品，这一特性决定了应该允许图书出错。

　　对此，原告一方并不同意。“书的质量有问题，就是侵犯消费者权益。”“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传播范围越广，对传统文化的戕害就越大。”白平和王德怡都认为，图书也是一种商品，劣质的图书会对读者的利益造成种种侵害，建立召回制度非常必要。“因为买书不是买纸张，而是买知识，买精神产品，内容、质量更重要。”

　　据悉，2005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闻出版总署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，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，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。其第十七条规定，经检查属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，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分之五以下的，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宣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，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;差错率在万分之五以上的，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。

　　“我们已经证明，这两本书的出错率超过万分之五，理应召回。”白平说。

　　任海涛表示，今年4月，在接到白平有关《康熙顺天府志》的函后，中华书局已经对该书作出了暂停销售的决定，并组织专家复核。

　　“光从销售商那里召回有什么用?应该向普通读者召回该书。”王德怡说。

　　此前，记者曾采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、陈舒，他们都赞同立法建立出版物召回制度，建议建立便捷的举报渠道，明确举报受理单位的责任。鼓励读者举报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出版物，建立合理的评估系统和专业、中立的鉴定机构。

　　法院当庭没有宣判，检察日报将继续关注。来源:检察日报郑赫南孙娟　